電影咖玩咖

我最仰慕的電影大師之一是奇士勞斯基，當初想去念北電就決定要研究他。

第一次看奇士勞斯基的電影是《藍色情挑》在臺灣電影院上映的時候，所以大約距今有十年之久，第二次應該是看到《機遇之歌》(Blind Chance)，根本[S1] 沒有發現和《藍色情挑》會是同一個導演，雖然如此但是印象並不模糊，似乎自然地就能被他的電影語言說服。

        一直到看了網路上的導讀，對他有了一點認識以後，產生了更多的興趣。理由是，我好奇於一個拍道德議題電影的人，他的電影如何說/不說教？我[S2] 認為敢談論道德的人多半要很勇敢，也要有足夠的智慧。因為教條是沒有邏輯思辨的一種對行為的準則，但是道德不是。奇氏的電影中不同於教條的地方是，他總是容許一種「反向思考」的存在。

        例如三色之《藍色情挑》敘述一個法國女人在一場車禍意外中生還，但是作曲家丈夫和女兒都不幸罹難。她想要忘懷悲痛，將所有家俱出清，搬離舊居，遠離和以前的生活相關的人事物，甚至將丈夫的遺作丟掉，只帶著一串藍色玻璃吊飾。藍色象徵著她想放逐與重獲自由新生的欲望，但也是她與過往無法切割的證明。她的追尋自由之路迂迴而冗長，原來，人沒有權利認定任何事物的所有權，包括創作、感情，因此遑論割捨、放逐。在《藍色情挑》中，作者所表達的似乎應該是「自由是有限度的」，人不能拋棄所有，總要為自己留下一些，真正的自由是釋放，重新接納外界，不然，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自我捆綁。

        《白色情迷》敘述波蘭男子凱羅(Karol)深愛法國妻子多明妮可(Dominique)，但是多明妮可訴請離婚因為丈夫無法履行夫妻義務(性無能)。多明妮可還羞辱凱羅，並使他在法國背上罪名，一文不名。凱羅決心奮鬥贏回多明妮可對她的情感，再用同樣的手段對她報復。但是因為凱羅愛多明妮可甚深，且多明妮可已知悔改，所以兩人又重新復合。但看似喜劇的白色其實暗示奇氏對平等的悲觀。他說永遠有一個更平等的狀況，可見平等不是一個很好的概念。尤其他找到愛情關係來思考這一點，最能見到奇氏善於找到適宜之戲劇情境討論其議題之特長，在兩性之愛中其實總存在著微妙的不平等，至少，總是伴隨著時間而有勢力的消長。

《紅色情深》則敘述模特兒華倫婷(Valentine)和退休法官約瑟夫(   Joseph)相遇的過程。華倫婷撞到約瑟夫的狗，幫他治好了並還給他。意外發現約瑟夫不僅對走失的狗沒有情感，更冷血地偷偷監聽鄰居的電話。華倫婷憤而與約瑟夫爭吵，並打算告訴鄰居，但發現了更大的振撼，了解了自己的單純。華倫婷代表相信溫情、人性本善的觀點，約瑟夫則代表相反的觀點，這兩個陌生人的偶遇展開了奇氏欲發展的「對話」：也就是到底該不該相信真愛的存在，若愛是如此容易欺騙傷害的感情。約瑟夫年輕時被摯愛所傷，所以才變成憤世嫉俗的人，但是善良單純的華倫婷也漸漸影響他，而後，另一個年輕、遭遇與約瑟夫相似的法律系學生，又與華倫婷的命運交織在一起，也許，這是一段能夠發展真愛的可能，但也僅只是可能，奇氏並不想交代的那麼明白，因為辯證的終點往往走向開放的結尾。在《白色情迷》時奇氏用愛來瀰平不完美的平等概念，但是到了《紅色情深》時，有人相信愛，有人不相信愛，而這時奇氏沉默了，只留下神秘的未知命運，或許，他認為這些問題其實沒有明確的答案了。

在拍完《紅色情深》後，他對於電影拍攝內在人生(inner life)感到挫折，他說小說做得到那種歧義性(equivocal)，電影卻太明確了(explicit)，但也就因為太明確了，所以更顯得太模棱兩可。在[S3] 這個說法上，最可以看見他一貫的自我矛盾辯證的思考過程，近乎一種無限矛盾論的自苦。這與他在畢業論文裡討論記錄片的虛構和戲劇性，及他的電影議題總是陷入道德的兩難抉擇中看來都似乎相關，那就是他總是嘗試用正反兩個視角去看待一件事。

        《機遇之歌》則和《雙面薇若妮卡》(The Double Life of Véronique)有些[S4] 相應，前者似乎在說命運完全取決於外界的機緣偶合，後者又似乎認為個性決定命運，但是他大部份的作品裡，還是以機遇湊巧的命運轉折點為多，彷彿安慰著失意人，冥冥中有神在。加上影片中又常常有其他影片的鏡頭，如《白色情迷》中的離婚官司那場出現《藍色情挑》的茱麗葉畢諾許，彷彿在告訴觀眾，這些故事就像真實人生，就像在看記錄片，說不定就發生在同一個地方，而我們身旁也天天充斥著這些受傷的身影，不要忽視他們[S5] 。

        奇士勞斯基說自己是一個悲觀的人。他認為做導演意謂著要每天六點起床，犧牲家庭和感情，有時覺得導演是羞恥的行業，花了一堆錢卻不確定自己在做什麼。這證明了當他成為一個成功的導演時，他想的還是一些很本質的事情，關於人應該做些什麼事或怎麼生活，而他的作品也都是關於這些本質的思考。在他的一生中，他經歷許多選擇和放棄：戲劇或電影，記錄片或劇情片，描訴群體政治或個人生活，不變的是他的那種理想性的本質的問題，人為什麼活著？為什麼要早起？這也許可以說明他所追求的比較不是個人限度的價值。他對他曾從事的活動，無論是政治或劇情片，都有過理想和幻滅放棄，他認為不應該只為了想拍電影而拍電影，創作必需是有意見想要表達，有個人生活經驗的感動、有表達的目的，而拍電影本身是手段而已，並不是目的本身。這[S6] 證明他對自己所做的事情實質上的價值性(對大眾的影響)是有思考的。我覺得在這個人人都以受多數人肯定的目標為目標的年代，有一種茫然和理想性的缺乏，無論是電影人或是其他行業的人，奇士勞斯基的作品和思想，絕對有值得我們去參考的地方[S7] 。